“日商丰田纱厂唯恐中国申新纱厂在短期内恢复生产，派人至该厂，用重磅榔头将细纱车逐一敲坏，无一幸免……”淞沪抗战纪念馆内的史料，清晰记载了淞沪会战后日军对上海民族工业的疯狂破坏。
就在派人进入这家工厂前，日军己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——1937年10月27日，日军占领上海闸北后，即派出飞机对申新纱厂进行轮番轰炸，投掷炸弹十八九枚，使厂房全毁，工人死伤400人。
20世纪30年代，工业的“齿轮”正带着上海飞速运转。
到1937年6月底，上海共有工厂5515家。
其中，棉纺厂数量约占全国43.9％，卷烟厂数量约占全国76.7％，发电厂装机容量占全国总量45.5％。
同时，上海建有区域间最大的外汇市场、黄金市场、证券交易市场；从上海港出发，可通达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……一个多月后打响的淞沪会战，彻底改变了这座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的发展轨迹，其经济在战火下遭受巨大破坏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是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。
“如果说，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并成立所谓的‘满洲国’，其战略目的是制造一个战略大后方，进行物资、劳动力和兵员的储备，那么侵占上海就是为了掠夺上海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资源，控制中国经济命脉，力图实现所谓的‘以战养战’。”
唐磊说。
“南市30％的工厂被毁，闸北100％”；“日军侵占区内的商店计有12915家，受损失者达70％”；“己有30余万工人失业，成为一无所有的城市赤贫”……1937年10月中旬，淞沪会战爆发2个月时，上海市社会局公布了初步调查后的数据。
1937年到1945年，基础薄弱的上海民族工业面临毁灭性打击，企业经营者举步维艰，民众生活苦不堪言。
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分析说，8年间，上海社会经济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。
一是淞沪会战时期。
持续三个月的激战，使上海工商业、交通运输业、金融业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作被打断，进入较为典型的战时经济阶段，相当部分工业企业撤出上海，辗转西迁到大后方地区。
二是从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的孤岛时期。
日伪经济和金融势力渗透进上海租界，中日间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有所较量，而在日军占领下的华界，社会经济属于殖民地性质，日军可随意征用经济资源，日资企业在各方面凌驾于华商企业之上。
三是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的沦陷时期。
这一时期整个上海均为日军占领，日伪统治下，上海商业体制和物流渠道紊乱，原有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被强制改变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，市民生活无以为继。
对民族工业，日军实行多种形式的掠夺。
造船工业、机器工业等具有首接军事意义的工业企业，将其变为军工生产基地；其余工业企业则以“经济提携”名义，通过“委任经营租赁收买”等方式予取予夺，“委任”之下，华资业主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，受托的日资企业不但对工厂有经营管理全权，全部利润也归其所有。
对市井生活，日军实行全面统制，导致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米粮消费市场和米粮集散地的上海，时常面临米荒。
1941年12月，日军发布“办法”，规定上海不论个人、公司、团体等，对五金等5类物资，凡存量超过1000元以上，都必须向设在外滩24号的日领事馆申报，且“日本军于所申报之物资一部分，当可依据国际条法，以最适当之办法处理之”。
一边是首接打击和没收，一边是另立名义掠夺财富。
侵华期间，日军在上海大规模发行军票，充当其主要经费来源。
军票一无发行准备，二无发行银行，三不用政府任何资金，仅承担印刷和运输费用。
“‘三无’特征，充分暴露了经济侵略性和掠夺性。”
据吴景平等学者研究，军票流通时间长达6年4个月，掠夺区域遍及华中和华南。
史料显示，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，上海物价共上涨了5490倍。
造成如此恶果的原因，除军票外，还有更为无耻的行径——发行假钞。
据统计，日军侵华期间发行假钞总额，相当于当时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初期2至3年的军费总和。
交通银行博物馆馆长杨德钧说，这些假钞通过在上海租界购物、在租界出售以及在赌场混用等方式流入市场，扰乱中国经济，培养收买亲日分子，帮助扶持汪伪政权，同时为日军购买军需和战略物资，支付日本士兵的生活费。
